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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亡兔的二亩三分自留青草地在空气清洁的地方，你会感到呼吸困难。 （转帖）你这样回答吗？──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谈「丑陋的中国人」一位西方汉学家谈中国人
摘自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（2008纪念版）（台北 远流出版 2008年5月）
执笔者 张香华 （原文载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台北《自立晚报》。七月一日香港《百姓》半月刊。）
耶穌说了这话，旁边站著一个差役，用手掌打他说：「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？」
耶穌说：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；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」
──若望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
......
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父，是比利时裔的美国人，前后十餘年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生活体验，使他对中国十分熟悉，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，他对中国语言、文字、民俗的研究，已有五十年之久。从一九三○年起，司神父开始习中文，曾经是赵元任、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学生；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，他精通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希腊文、拉丁文，熟谙中文、西藏文、蒙古文、梵文、日文。一九三七年，他到中国大陆北方，一面传教，一面作中国民俗研究、歌谣收集工作，并用英、法、德文等多种语言，发表过学术论著三十餘种。 ...... 司神父本名Paul L-M. Serruys，司礼义，是他的中国名字，从这个名字，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。可是，司神父答覆我的礼义之问，却说： 「礼，是很好的东西，是人类行为的规范。但，中国人只讲礼，不讲理。於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。因为礼应该接受理──正确的原因（the right reason）的指导。」
「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？」我说：「我们中国人一向有『礼义之邦』之称。」
「礼义之邦？」司神父沉吟一会，「我没听说过。『义』字的英译，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。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，就是社会是非观念（Social Justice）。中国人讲的义，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，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，可以不必遵守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的『义』是双重标准。」
我问：「从什么事情，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？」
「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，」司神父说：「中国人对做为一个国民，应该尽什麼义务，完全没有观念。交通规则在中国，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，自己不但不遵守，一旦受到指责，立刻觉得没面子。又譬如说，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，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，恐怕是生我的气。平时，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，或者来劝我，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準谈论中国人。其实，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。」
「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，我就不会，」我说，「我也不怕感情受伤，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，伤得有没有道理。」
司神父举一个例子：有一次，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，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，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。甚至从一开始，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，就非常不高兴，立刻面露慍色，拒绝和他讨论。第二天，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，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。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，却教祕书小姐说：「不在。」使司神父知难而退。
「所以，」司神父说，「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，比登天都难。有时候，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因为，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，使你无计可施。其实，根本的原因是，他不想讲理，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。妳想，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，不讲理，造成权威和垄断，又如何能求一般的人民讲理？」司神父接著说：「当然，有时候，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，我提出不同的意见，也有学者会说：『我不同意你，不过，我现在说不出道理，等我回去想想，再来和你讨论。』然而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，实在没有几个。」
我问：「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，妨碍了讲理？」
「其实，讲礼和讲理，是可以同时进行的，」司神父强调，「但必须经过学习，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，能力也要相称，才能够讲理。至於『礼义之邦』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，应该称『礼乐之邦』才对，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。」
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，令我惊讶。
「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，希腊人自称是『理乐之邦』，」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「理」字，表明不同於「礼」字，「他们非常重视音乐，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，理如果脱离音乐，就像人生失去了美。希腊人的人生哲学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kalos k'agathos，前面一个字kalos，是『美』，后面一个字agathos ，是『善』，中间一个k'是kai的简写，是『和』的意思。希腊人认为，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'agathos，美与善合一。善，存在於理中，美，表现在音乐裡，所以，希腊人自称『理乐之邦』，和中国人自称『礼义之邦』，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。」
我静静地听著。
「不过，」司神父说，「中国人讲『礼』，却只是虚礼──面子，『理』则受到压抑，不能伸张。且音乐的艺术功能，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，一直受不到重视，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，也发展得很迟，直到十三世纪元朝，蒙古的统治者，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。」
中国人的礼，就是面子，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。
「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，大不相同，」司神父说，「中国人没有史诗（epic），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。中国人的诗，常常只写一己、一时、一地的感受。诗意（image）虽美，但只注重个人，不著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。即使写，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，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。还有一点奇怪的是，蒙古人和汉人不同，蒙古人有史诗。」
「这个原因是什麼？」我问。
「我还不是很清楚的知道，只是发现这个现象。也许妳可以告诉找，中国人为什麼轻视这些？」
听到司神父的问题，然而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那句话上：「中国人的礼，就是面子。」久久不去。使我回想起，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，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，取个洋名叫Royal，中译作「老爷」的餐厅，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。我们去的那天，生意非常好，等了一会儿，终於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。司神父和我坐定后，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，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，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，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。她的动作，嫻熟而自然。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，指著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，说：
「妳看，这就是面子！加上一块小红巾，就有了『面子』，下面是什麼，骯不骯脏，就不需要计较了。」
平时，常听到有人说：
「这是太不给面子了……」
「不给面子，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！」
「赏脸的话，请……」
「这样做，真是够有面子……」
这类话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岂不比比皆是！在这一张张「面子」之下，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「裡子」？我们的生活中，类似「老爷餐厅」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，掩盖著多少酱油污渍，又有多少人注意到？
神游到这裡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，於是我问：
「你是语言学家，从语言上，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麼不同？」
「中国人的语言，和其他国家的语言，并没有不同，」司神父简洁的说，「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的说，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，其实，这是肤浅、幼稚的说法。」
「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，」我说，「名词没有单数、多数之分，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？」
「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，并不是语言系统、思考逻辑上的不同。例如：中国人用『过』『了』，表示时态，用『两个』『三个』表示数量，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。中国人可以用语言，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。问题关键在，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？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，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。」
「请作进一步说明。」我请求。
「中国语言在文法上，可以省略主词，英文却绝对不能。因此，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，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，」司神父说：「中国人在语言上，并不特殊，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，那裡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。可是，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，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，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『比较文学』，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，是行不通的。」
「你的意思是说，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，观念差异，言语就有差异，是吗？」我问。
司神父同意的点点头。
「你认为是什麼样的观念，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？」我接著问。
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，说：
「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，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。孟子说：『劳心者、治人；劳力者、治於人；治於人者、食人；治人者、食於人。』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和行为，使中国人的知识，无法实验。知识和技术，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。而西方的学者，往往是手拿钉鎚、斧头的人。在西风东渐之前，中国学者，是不拿工具，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。西方的知识、技术，却在实践的过程中，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。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，精於算术，很早能发明火药、罗盘、弓箭，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，发展机械文明。因为，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，高级知识份子的领导阶层，轻视用手做工。机器的发明与运用，只限於末流的平民阶段，大大的阻碍了知识的发展。」
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徵。
「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份子，高高在上，和大眾生活脱节，知识的断层，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，严重的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。」
...... 「另外，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，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，」司神父继续他的话，「中国的法律，从很早开始，有唐律、宋律、明律、清律，但，基本观念只有一种，就是犯罪法，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，应接受什麼样的刑罚。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：一是公民法，让人民知道，天生下来自己有什麼权利。另一才是犯罪法，让人民知道，触犯了刑案，得受什么处罚。这二者相辅相成，既保护自己，也保护他人。所以，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。 反观中国，在西化之前，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，甚至连一己的性命，都认为是君王所赐，更遑论其他。传统中国社会中，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，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，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，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，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。
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，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。所以，对法律只有產生畏惧、逃避，甚至枉法、违法，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。」
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：「在现代化的社会中，孔子那个时代『以德化民』的政治理论，完全没有立足餘地。」停了一会，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，他继续说：
「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，五千年之久，不是一代、两代就能改变，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。所以，也不能怪人民，这实在是歷史文化累积的结果。譬如，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。」
「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。」我说。
「世界上没有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，是民主国家。所以，虽然有选举和立法机构等民主的外形，却没有实质，」司神父说，「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，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。受了苦要知道怎麼样去奋斗、争取，不是只坐著等政府来改善。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：『没有办法！』对空气污染如此，对交通紊乱也如此，一切都『没有办法！』」
司神父感慨的说：「归根究底是，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！」
「请你再说说，」我说，「中国人受了那麼多苦难、专制、腐败、战争、贫穷、外侮、内乱，层出不穷，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？而且，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，很快能復兴，为什麼中国不能？」
司神父思如泉涌，情感澎湃，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，对中国人寄望之殷。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，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。
他认为中国復兴得慢，起码有几个原因：
第一，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，没有国的观念，中国人的美德、忠诚、爱心、保护力，都以家为目标，一切努力，到此为止。
司神父说：「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，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。因为，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麼过活，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，在下位的人民，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，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，变成一种恶性循环（Vicious Circle）。」
「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？」我问：「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？」
「也许是有点悲观，但大致上说来，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。至少，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，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，」司神父心情沉重，说，「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，本身是个好人，可是，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。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，是很可悲的。又有些人，从贫穷出身，但，一旦当权之后，不但不再设身处地，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，甚至，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，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、活该。」
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，提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。......
司神父忽然振作的说：
「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。」
第二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，达到了极点，自以为四海之内，唯我独尊，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，毫无心理準备去接受，老大与僵固，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。
第三，中国人被船坚砲利的事实说服，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，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衝突百出，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，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。和日本相比较，日本可就有计画得多。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，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，到西方去深造。
...... 第四，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，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，以色列人则还击力（fight back）很强，遇到苦难，他们会挣扎，要对方付出代价。中国人是「算了，算了。」一句话，一笔勾销。 第五，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，德国人则向来唯法是从，对纪律之重视，举世无匹。所以，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，在优秀的日尔曼人身上，建立自己的功勋，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，而是人民训练有素。正因此，二次战败后的德国，很快就找到自己復兴的轨道。中国人的「没有办法」，与德国人的「守法」，正好相反。
「从以上五点来看，中国人之所以復兴得慢，实在是有以致之。」
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，久久无语。
「你知道吗？」在沉默了一阵之后，司神父说，「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。在我来中国之前，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。我十四岁时，第一次读到利玛竇到中国的故事，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。另外有件事，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，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。」
...... 「中国人有没有优点？」我想从另一个角度，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。 「当然有，」司神父首先举出了『忠心』（loyalty），「和中国人相处，开始时他们很多疑，但一处久了之后，他们对人非常忠心。」
「什麼叫『忠心』？」我问。
「譬如，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，为你服务，保护你。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──虽然，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，且不求回报。
其次，中国人很富於外交能力。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，个个是外交家。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，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，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，使你为了说一个『不』字，感到很不好意思。」
「那算是优点吗？」我问。
「起码，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（quality），」司神父说，「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，是巨大无比的。」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，体验过中国人近代乱纷迭起的变迁，司神父说，「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。」
「另外一点，」司神父继续说，「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，学习被看作很重要的事。」
「柏杨说，中国人喜欢上学，却不喜欢读书，」我提出质疑，「你以为如何？」
「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，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，但，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。」
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，躋身於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──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，「在中国，绝大多数时候，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，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。我发现上流人士中，有许多正派、高尚又仁慈的人，然而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：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，毫无知觉──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。虽然，他们有时慈悲为怀，但，身为高级知识份子，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，应採取变革，竟毫无概念。从头到尾，他们一贯的想法，就是不要任何改变。」
......
「保持既有，不求改变，正是儒家的精神，」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，继续高昂的说，「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，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，但，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，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，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，实在是令我心折，儘管他们语言粗鲁，但，在我的面前，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。」
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，在他发表了那麼丰富的言论之后，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。
「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？」我问。
「应该这麼说，」司神父又补充说，「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，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，我必须承认，这个问题的看法，有许多不同的角度。但，总括来说，后来的儒家学派，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。虽然，在早期儒家著述中，『对暴政有革命权利』的思想，偶然也曾灵光一闪，但，却后继无人，即使有，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！」
「我提出了中国人那麼多的缺点，我想我一定完了，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，」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，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，因为忠言毕竟逆耳，「不过，我这些『丑话』，一点也没有『丑化』中国人的意思。...... （转帖）《探讨中国人性格之理论上的新出发点》 作者 孙隆基 一、“集体主义”、“个人主义”等概念之“解析” 二、“自恋狂”、“清高”、被动依赖与剥削他人之倾向 三、从自己身上逃到别人身上 【摘选自《中国人，你受了什么诅咒？》 柏杨编著 星光出版社 民国八十三年四月】 （转帖）新疆维族记者海莱特•尼亚孜：骚乱推手是伊扎布特 最新一期的《亚洲周刊》刊发了对新疆维族知识分子，原新疆法制报记者海莱特·尼亚孜的采访。
海莱特·尼亚孜在7月21日的采访中表示，他在7.5事件前一天就向新疆领导部门提出预警，但未被采纳。而目击现场的海莱特认为，7月5日的血腥事件的组织者是南疆非法宗教组织“伊扎布特”。事件诱因是推行双语教育和政府组织维人外出务工。 海莱特生于新疆长于新疆，他和伊力哈木，长期坚持在互联网上用汉语撰写文章，这几年已经成为众多中国网民关注的维族知识分子。
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，他关注网上维族人的反应，判断出七月五日要出大事，于七月四日下午八点，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。
他回忆说，7月5日上午，十点左右，在一个朋友陪同下见到了自治区政府的主要领导。
当时，海莱特说，“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正常人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今天肯定要流血，赶紧采取措施，启动紧急预案。”
然后提了三条建议，第一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·白克力在中午十二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；第二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，早点关门回家；第三，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，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，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、巡逻，下班以后戒严。这位领导当时表示，要打电话请示，但此后事态发展的结果是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。
他说，“其实四日那天，我也不是最早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的人。四日下午六点多，已经有人提出过预警了。”
海莱特说，“最关键的是，政府没有采取一些及时的措施，避免事态的恶化。”
海莱特·尼亚孜认为，“七五”事件直接诱因有两个：一个是推行双语教育；另一个就是政府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。
他说，“这两个政策都有很多维族干部反对，但是谁要是敢说出一个「不」字，马上就要被处理。”
推行双语教育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前搞民族教育的教师，几万名教师因为汉语不过关面临下岗，搞得基层教育人心浮动。至于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，在民族主义者眼中，开什么玩笑都可以，但是开女人的玩笑不行。最早组织的几批外出务工人员，几乎都是十七、八岁的女孩子，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长老就说话了:"这些女孩子一百个里面有六十个会做婊子，四十个会嫁给汉族人"，这引起了很大的反感。
他认为新疆地方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第一，没做好思想工作；第二，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。
海莱特·尼亚孜还直言不讳地批评的新疆现任书记王乐泉。
他说，近二十年以来，新疆的民族关系越来越紧张。王乐泉书记上台以后，采用高压态势，不能容许少数民族有任何民族情绪。比如说，一个民族干部，在会议上稍微发点牢骚，就肯定得不到提拔，还有可能被开除。他把反分裂问题看重了，扩大化了。
海莱特·尼亚孜作为维族人，他自认从历史上看，维族人本身就不好斗，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基础。
他认为，维族人本身并没有东突厥这样的概念。维族人历史上都把新疆称为“维族人的疆土”，从来没有人说过新疆是“土耳其的疆土”，更没有人说什么“东土耳其的疆土”。他还认为，本土维族知识分子对热比娅并无兴趣。
他向《亚洲周刊》描述了7月5日他在新华南路现场的见闻。
他说，“七月五日那一天，我在新华南路一直看暴徒们打砸抢，一百多人，一聚一散，非常具有组织性，而且一律穿球鞋；从他们的口音看，基本上是喀什、和田那边的。”
从他们的口号，他分析可能是“伊扎布特”组织。理由是，暴徒们当时的口号是“汉族人滚回去、杀死汉族人”，除了这些以外，然后就是“我们要建立伊斯兰国家，要严格执行伊斯兰法”。
“伊扎布特”系阿拉伯语音译，也有译为“伊斯兰解放党”，它由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教法官塔吉纳巴于1952 年创建，此后发展为国际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。苏联解体后，在中亚发展迅速，有上万名追随者。
“伊扎布特”的宗旨是要恢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权，建立“哈里发”国家，严格执行伊斯兰法。
其组织非常严密，下级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上级，并且相互间互不透露在组织中的地位、作用。在联系方式上多采取单线联系，而其成员往往改名换姓、隐瞒真实身份，且禁止使用现代通讯工具，并且多以偏远出租房为活动据点。
海莱特·尼亚孜说，“伊扎布特”这几年在南疆发展得太快了。一九九七年“伊扎布特”刚刚在新疆出现的时候，大概只有几百名成员。据官方的数据，这个组织目前在新疆可能已经有上万名成员。
据海莱特说“他的人员结构也很怪，就是吸收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。”
而新疆当地的报道称，近两年在一些新疆高校接连破获了以大学生为主的“伊扎布特”组织，而2003 年破获的一起“伊扎布特”组织中，其成员更是涉及27所大中小学校。 续前 七、八月七月
续前 五月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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